下午四点，雨水开始真正落到窗框上时，楼道里已经没有人说话了。老楼隔音很差，平时谁在四层搬椅子、谁在五层练琴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；可一到暴雨天，所有细小的人声都会被打散，像粉笔灰一样沉到看不见的地方。
沈柯把窗推开一条缝，立刻闻到铁锈、湿木和泥土混在一起的味道。对面楼原本晾着的床单已经被吹成一面灰白色的旗，时不时抽打一下阳台栏杆，发出断断续续的响声。
她从抽屉里翻出一本很旧的笔记本。第一页上只写着一个日期，字迹已经被时间浸得发毛。她想不起那天具体发生过什么，只记得那一天也下了很大的雨，屋里光线很暗，连桌上的水杯都像蒙着一层薄雾。
雨越下越大，窗外的城市逐渐失去边界。楼、树、电线、招牌，全都被压进一片流动的灰里。沈柯忽然觉得，这样也好。很多平时太过明确的东西，在暴雨里会短暂地变得柔软，好像它们终于允许自己模糊一次。
她写下几句并不完整的话，又划掉，再重新写。关于迟到的信，关于没有寄出的问候，关于人在最想解释的时候往往最笨拙。纸上留下几道湿痕，不知道是雨从窗缝里斜进来，还是指尖沾了杯壁上的水。
天色彻底暗下来之前，雨势忽然小了一点。远处重新亮起几盏灯，像从水里慢慢浮出的东西。沈柯把那本旧笔记本合上，放回抽屉里，却没有锁。她知道有些话不一定要立刻写完，像这场雨，也并不是为了在今天结束才开始下的。